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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万的满族人,为什么能够征服大明王朝?

/2019-02-08 12:37

  1644年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最捡便宜的事情。虽然崇祯皇帝于北京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更替,绝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的观点,都承认清朝能够坐天下,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1、经济

  对现在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年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体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聚集地,17世纪通过与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消费者。西班牙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传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万公斤。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也深受其害。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

  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接着,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然后,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最后,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明朝政府需要白银,世界供应链断裂。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

  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

  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

  明朝后期,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

  二、政治崩溃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

  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

  许多大臣认为,都是皇帝的责任。尤其是万历皇帝,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2万名宦官。

  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

  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可笑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的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朱元璋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

  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即使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互相残杀。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系统”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而李自成就是因此下岗,干起了革命!

  整个明朝后期,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后来,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

  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早在1644年以前,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成功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产生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并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然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议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

  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

  最终,满人是通过与汉人的合作,获得汉人的支持。在之后征服南明的过程中,汉人一直扮演核心的角色。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十几万的满族人,为什么能够征服大明王朝?